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网站上可查询到1998年后的判例。
实际上，倘若三权合谋抑或一权独大，违宪审查也就形同虚设了。相比而言，诸葛亮的政治地位就不同了，尽管位高权重，但他对刘备的忠诚在结构上纯属下对上的臣服关系。
之所以要采取宣誓的方式来表达宪法忠诚，是要诉诸就职者的政治良知。所以，就职者，特别是国家元首宣誓忠于宪法，和古代帝王登基和加冕时对天盟誓或以神的名义宣誓如出一辙。投敌叛国乃是与死神结盟，与国人宣战。当我们说人民不能经常出场时，指的是人民不能经常直接地行使主权。②信守或尽心追随是单方的行为，一谈到忠诚，一般的想象也是一个下对上的单向结构。
(e)梁先生在立法會秘書干涉後，以輕蔑及不認真的聲調宣讀誓詞，並以右手的中指及食指在《聖經》上作出交叉的手勢。王在法下的意思不限于法律工具主义，而是法律至上，意味着国王作为国家代表对国法负有忠诚义务，正因为国王负有忠于宪法和法律的义务，所以历史上才能采取法律审判的形式，以叛国罪判处国王死刑。21 前引[16], 沃尔夫等书, 第456页, 第476页。
34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2013年11月15日) , 载《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78页。虽然立法者在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改时曾指出, 之所以要在法律中规定由国务院行使国家所有权, 主要是为了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是国家所有权的代表, 无权擅自处置国有土地, 只能依法根据国务院的授权处置国有土地 (参见卞耀武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释义》,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第37页) , 然而从1998年至今, 国务院并不曾明确授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国家所有权。藉此, 国家可以依据法律的具体规定, 将特定的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确定或转变为财产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或集体所有权。这种情况的出现, 并不意味着放弃十八届三中全会、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方案和十九大所确定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目标, 更不意味着国家所有权是一种公权力, 其只是表明目前在国家层面直接组建独立的自然资源国资委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
(二)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经营管理权制度的完善 无论是当前成立隶属于自然资源部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 还是未来设立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自然资源国资委, 就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而言, 有以下三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31) 本文认为, 这种观点的基础并不牢固。
比如, 作为整体的黄河虽不属于财产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 但是国家可以基于主权者的身份来对内行使行政管理和空间管制权, 规定黄河的特殊航段不得通行或者特殊流域不得开发。30 徐亚文、涂罡:《政企分开的迷思与解构——以国家所有权为切入点》,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第32页。另外, 由于上述自然资源类法律并没有授予相关政府机构以具体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职能, 因此在政府机构改革完成后, 可以在上述法律中增加国家所有的某一类自然资源所有权, 由国务院所确定的机构来代表行使。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机制的规范重构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
最后,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及其所出资或委托经营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各类企业, 应当接受自然资源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依法实施的行政监管, 包括自然资源用途规划、不动产统一登记、市场运行的规则等。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应按照所有者与监管者分开和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两大原则, 分级授权给不同层级的政府特设机构统一代表行使又如德国基本法第93条第1项第2款规定，联邦法律、州法律与基本法，或者州法律与其他联邦法律在形式或者实质上存在抵触的歧见或者疑义时，联邦政府、州政府或者1/4的联邦议员可向宪法法院提出宪法审查的申请。应当认为，特别行政区制度写入宪法第31条后，宪法第5条中原有的法律法制法治等表述的规范含义得到了更新和扩张，特别行政区法制成为国家整体法制的一部分，国家法律体系包含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
该条款其实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自我宣告为全国性法律的特别法，从而起到优先适用的法律效果。立法法第46条明确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权，立法法第99条明确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的要求权以及其他国家机关提出违宪审查的建议权。
如果法律没有作出特别规定，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内地省级国家机关拥有宪法解释提请权，则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也相应拥有宪法解释提请权。作为一国两制理论的主要制度载体，依托于基本法施行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但这一依据曾经一度受到香港上诉法庭的司法审查而被认定无效。五、结语 基本法实施的实践需要转换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思维，一国两制有待于在宪法层面进一步推进，实践表明，特别行政区治理需要解决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和解释问题，才能充分发挥宪法在国家治理尤其是在特别行政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样一来，特别行政区完全可能出现直接以宪法作为诉由的诉讼，而特别行政区法院系统也完全可能受理这一类宪法诉讼，并依据其独立的司法权作出审理。⑥ 回归后香港各级法院至少在37份判决书中引用了中国宪法，从其时间跨度和影响力来看，几乎覆盖了香港回归以来所有引发学术争议的判决。当下的特别行政区治理以及基本法的实施面临严峻挑战。宪法第31条虽授权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且基本法有权规定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制度，但基本法的制定是以整部宪法为依据，基本法在全国发生法律效力，并非只适用于特别行政区。
宪法特别法论试图以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化解基本法违宪争议[18]，但其有将八二宪法弱化为普通法之嫌，与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殊难匹配。⑦ 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实践中通过答复询问的方式阐释宪法条文的具体含义，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对宪法第37条之解释》，参见周伟：《宪法解释方法与案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但需要注意的是，立法会的立法转化行为事实上处于缺乏监督的状态，有可能引发宪法争议。二是享有宪法职权的国家机关具有适用和执行宪法的权力，其适用和执行宪法的行为直接发生法律效果。
参见朱福惠、邵自红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欧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165页。由于我国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的同构性，以及无解释即无审查的违宪审查与宪法解释的关联性原理[19]，一般地方国家机关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拥有宪法解释提请权的规范空间。
这一条款从宪法第31条延伸而来，所以具有宪法层面的保障作用。根据一国两制的精神，内地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内地公民主要适用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义务。根据基本法相关规定，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首长，代表特别行政区。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一国两制实践逐渐遭遇治理难题，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凸显[2]。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立法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2条明确了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议案的主体是中央国家机关和一定数量的代表委员。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工作程序，宪法和法律解释的启动程序与立法程序同构。
但八二宪法根本规范变迁论难以有效解释基本法第5条明确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时间期限，此外，其关于八二宪法修改性质的认定，关于宪法根本规范的界定，都存在可进一步研究之处。但是，出于对基本法治理的固有认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在规定地方权力时常常忽视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的职权，从宪法审查和解释的权限来看，表现在如下方面。
可见，立法法并没有明确排除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违宪审查的建议权。鉴于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主导体制，根据基本法的相关规定，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首长，代表特别行政区对中央负责，负责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执行基本法和其他法律，拥有包括行政权、人事任免权、立法权在内的广泛权力。
基本法颁布施行之初，全国人大以决议的形式确认港澳基本法合宪，但全国人大对合宪性的理解止步于合宪性宣告，未能进一步阐明基本法为什么合宪，导致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定位以及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如何适用宪法和法律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根据宪法确立的解释体制，如果法律在适用过程中发生抵触宪法之争议，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解释之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法律的合宪性作出解释。行政主导体制不彰，立法会反对派掣肘施政，法院司法能动意识强烈。宪法和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的国家机关在何种条件下有提请解释宪法的权力，立法法也没有对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的违宪审查要求权作出规定，实质上未能正确地对待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地位，不利于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和解释，也不利于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政府适用宪法实现特别行政区的治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过多次解释，并且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立法会普选问题作出过多次决定。此时，宪法与基本法关于基本权利义务规定的属人及属地效力就会发生适用上的困扰。
内地与港澳之间权利义务规范的这种宪制状况，既不符合宪法原理，也不利于人心回归和国家统合。② 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效力与适用问题为基本法学界的长期难点问题，据邹平学教授的梳理，相关学说达13种之多。
宪法这一条款体现了国家在设立特别行政区制度时需要遵循必要性原则和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原则。宪法第31条不应当被看作是第30条的特别规定，其与宪法第30条的规范关系应该被解读为一种并列关系，一般国家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以及特别行政区的国家机关具有对等的宪法地位，共享国家机关所应享有的共性和基础性宪法权力。
